乡村教育振兴的县域探索
—— 来自国家级贫困县泸溪的教育报告（上）
泸溪县思源实验学校的学生正在跳竹竿舞。袁庆国 摄
泸溪县乡村景象。资料图片
泸溪县位于湖南省西部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东南端，沅水中游，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县、国家重点水利工程五强溪水电站移民库区县、国家级贫困县和革命老区县。全县11个乡镇147个村（社区），总面积1565平方公里，总人口约32万人，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达62%。
泸溪，位于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山深处，是一个少数民族占62.3%的民族县，一个至今不通火车的移民库区县，一个2018年财政经常性收入不到5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。就是这样一个县，却办出了老百姓认可、师生都不愿意走的教育。
——全县每年约3.8万名中小学生，择校到外地上学的人数几乎为0，相反，目前在县内就读的外县籍学生有2075人。
——近年来，几乎没有一名教师被“挖墙脚”。2019年，全县调出教师4人，调入则达24人。而且自2010年以来，全县先后有300多名教师自愿申请到乡村学校任教。
——几乎没有一人辍学，2019年，全县学生巩固率小学100%，初中99.5%，高中99.62%，初中学业水平检测名列全州前茅。2016年以来，全县共有2928名学子考入本科院校，其中14名学子考取清华北大，本科上线率、本科上线万人比，连续14年位居湘西州第一。
2018年，泸溪以优秀等级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，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批示：“泸溪经验很好，要推广。”
泸溪经验是什么？为什么会逆势飞扬？凭什么？怎么做到的？原因何在？中国教育报记者十几次深入泸溪，见证变化，寻求答案。
教师为什么“挖不走”？因为“世界我最牛”
在泸溪工作了28年的泸溪二中校长杨顺旗说，县里从2016年开始，教师节表彰有一个隆重的“走红地毯”的仪式：县城主干道交通管制，警车维持秩序，鼓号队演奏，所有被表彰者披红挂彩，接受众人的欢呼和注目。这种“红地毯”，杨顺旗走了两次。“不在钱在荣誉。”他说，那一刻，“世界我最牛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都说乡村教育最难的是教师队伍建设，教育局局长最痛苦的是优秀教师“进不来、留不住、干不好”，泸溪就没有过这样的烦恼？
当然有，但泸溪人以自己特有的努力，一一化解。
1.提待遇建住房，为乡村教师创造“牛气”的工作条件
“世界我最牛”是心理感觉，其实泸溪教师队伍的基础并不牛。
先看一组数据：
全县2937名在职教师，从学历上看，研究生24人，本科1687人，专科1067人；
从职称上看，正高3人，特级3人，副高531人，中小学一级二级2298人，占绝大多数；
从类别上看，毕业于师范专业的教师比例也不高，只占67%，其他均为非师范类专业毕业，其中特岗教师183人。
这是一支整体学历并不高的队伍，毕业于重点高校的少之又少，90%的教师毕业于地州市一级的本专科院校，湖南师大能来一个毕业生，那都是县里的“掌中宝”。
与全国其他偏远贫困县一样，泸溪很难招来优秀毕业生当老师。2016年该县制定人才引进政策，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和“985”“211”学校的毕业生都给予一定额度的安家费，但3年多了，也才引进来28人。“毕竟交通太不方便，经济也不发达。”县教体局局长谭子好坦陈。
但只要人到了泸溪，就几乎很少有离开的。
为什么？房子、票子、位子？是这陈俗的老三样？是，又不是。
先说“是”的部分。
对泸溪教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，早在2009年，泸溪就在全国率先实施乡村教师津补贴，当时村小教师每月能额外多拿300元。从2012年开始，这个数字大幅提高，村小教师每人每月最多能多拿1400元，乡镇完小、初中教师能多拿500元，县财政每年安排补贴资金达1846万元。
“盘子不大，当然好办。”可能有人会这么说。泸溪盘子是不大，总人口才31.7万，但要知道，2012年泸溪全县的财政收入才3.1亿元，农民人均纯收入才4089元。
“也是被逼出来的。”2013年11月，县长向恒林在被点名参加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时说。
泸溪有175所学校，乡村学校就有167所，其中还有教学点88个；泸溪县在编教职工2937人中，就有乡村教师1989人。和全国许多农村县一样，2009年前，泸溪县教育局每年收到的进城报告有400多份，占乡村教师五分之一。教师大量往城里涌，乡村学校渐渐成为“空壳”学校。
泸溪人下决心改变。2009年，在时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杜晓勇的主持下，县政府出台了正式文件，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制度。
仿佛有了一支无形的指挥棒，这之后，不仅教师们愿意留在乡村，甚至还出现了教师配置“城乡倒流”的现象。2010年以来，共有300多名教师申请到乡村学校任教。
2014年，马王溪小学出现空缺岗位，中心校有6名教师竞争报名，今年40岁的周元英以过硬的教学质量，竞聘到了这个岗位。“不包括五险一金，一年能到手7万多元。”周元英给记者粗略算了一笔账。她说，她与丈夫刘克齐都在马王溪小学，两人加起来年收入有15万元。
如果说教师津补贴让泸溪乡村教育振兴迈出了第一步，那么，教师公转房的建设就是第二大步。
在湖南乡村任过教的都知道，乡村校是没有每天下班回家一说的，基本是周日下午到校，周五下午才能离开，其间基本都要住在学校。几千名教师，学校哪有这么多房子？于是住教室的、住实验室的、住闲置房的，甚至住危房的，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。2006年，湘西启动教师公转房建设，学校出地皮，教师出部分资金，泸溪3年里建起了426套教师公转房，但还是有好多教师没房住。
可要全部解决，一两千套，即便按最低价最小面积，投入也是数以亿计。钱从哪里来？泸溪创造性地整合各方资金，甚至将廉租房建到了学校，终于，从2011年开始，1643套廉租房、216套公转房，哗啦啦在几十所学校出现了，全县乡村无房教师人手一套。记者在兴隆场镇中心小学看到，24岁的青年教师舒洪波，住在两室一厅一厨一卫50平方米的廉租房里，尽管不是很大，但收拾得利利索索，“城里这一套得几十万，4年前我刚毕业就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，虽然有点偏、离家远，但我真的很踏实。”舒洪波说。
2.留人更留心，为乡村教师营造“挺直腰杆”的“牛气”氛围
再说“不是”的部分。
在泸溪，教师是轻易“挖不走”的。这里有一组直观且能说明事实的数据：在全县2937名教师中，有300多人来自外县市，但近5年来没有一人回去。2019年，调出4人，调入则达24人。
莫顺清，湘西州首府吉首某校来挖他，年薪20多万，还给一套房子，不去；
田云坤，凤凰人，还是吉首某校要调他，开价是年薪十六七万，不去；
李建军，两口子都是外地人，有学校出高薪要两人一起调，还是不去……
教师有尊严、有地位，这在泸溪已经真切地形成了一种文化。“老师们在意的其实不是钱，是这份尊重，让他们挺直了腰杆。”谭子好说。
怎么尊重？这个尊重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是官方的，干得好就有奖励有前途有位子；二是民间的，孩子出息了教好了老百姓口口相传，老师们走到哪都能自带“牛气”。
在泸溪，“有为就有位”，不是一句空话。
尽管是当年少见的湖南师大毕业的本科生，28岁时就在泸溪五中当教导主任，但因为身体不太好，县一中德育主任杨顺旗一直没想着要有多大发展。突然有一天，谭子好找到杨顺旗，希望他出任二中的校长。他很是意外，当即婉拒。
一年后，谭子好再次找到他，再次说明理由：为什么看中你？因为几次晚上去一中，看到你晚上九十点还在阅卷，勤奋；当时和你说话，发现你当了6年中层，仍无倦怠之意……
杨顺旗没想到，自己的付出，领导都看在眼里。2017年他到二中后，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又当校长又带班还给学生义务补课。“我热爱这份事业，无论平凡、无论贫穷。”他的办公室墙上，挂着这样一幅自己写的字。
2006年从吉首大学毕业的李建军，主动申请当班主任，带的班非常出色，2014年还创造了一中新纪录——班上培养出了3名清华北大学生和一名空军飞行员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2017年，不到35岁的他，会直接从教科室副主任提拔为县五中校长。
对教师体贴细致的关爱，也是尊重的一个重要内容。“几乎走遍了每个村小。”这是县教体局一位干部对书记、县长和分管教育副县长的悄悄观察。
“有家的感觉。”来自辽宁鞍山、已在泸溪二中工作了7年的物理教师杨德尚，谈起自己这7年的点点滴滴，谈起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，30岁的大小伙子眼泪都流了下来，但是擦干眼泪他又补充：“因为在泸溪，领导人人有服务意识，老师有什么困难，都不用自己张嘴。”就在记者采访时，谭子好还准备给他介绍对象。
来自乡亲们的尊重和厚爱，故事更是多得写不完，记者在白羊溪乡土家山寨报木坨村，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：
2012年4月，正在上课的报木坨村教学点教师杨润生倒在讲台上，州医院诊断是患胸腺瘤和重症肌无力，需马上送省级医院手术治疗，估计需10万元治疗费。
报木坨村的乡亲们主动地你借1万元、他拿5000元，村里最年长的李阿婆把自己卖野葱和南瓜花赚来的200多元钱也掏了出来。众乡亲相凑，加上学区捐款，杨润生的手术费第二天就凑齐了。
杨润生有一个账本，上面写着：欠覃天林10000元(已还2000元)，欠覃民秋8000元(已还500元)……“账本上的钱，我这辈子还不尽，只有把乡亲们的孩子都教好了，都教成才了，我心里才舒坦!”杨润生两眼红了……
3.提高专业素质，让教师有底气“牛气”
有好的教师，才有好的教育。
“教不好”，教师“牛气”哪里来？何谈振兴乡村教育？
抓教师成长，第一就是树立质量导向。
对于泸溪教育来说，教育系统有3份最重要的文件，分别是《学校目标管理考核方案》《教学质量效益评价方案》《校长目标管理考核方案》，发奖金、给表彰，全看这3个方案落实得如何。其中，教育教学质量都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，占据着重要考核比重。
之前说到的村小津贴，并不是只要在村小教书就每月能多拿1400元，而是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。县里每学期有个大型的质量检测，检测结果靠后，对不起，不要说评优晋级，连报名参加调动考试的资格都没有。
也正是在这样的指挥棒下，泸溪的教师们人人想办法提高教学水平，人人想办法练“手艺”。
第二个做法是典型引路，加强师德师风教育，最大程度唤醒和激发广大教师的责任感。
泸溪教育质量不错，有补课吗？当然。但那都是按规办事，所有教师，绝对不允许“家教家养”，绝对不允许到各种培训班兼课。近3年全县也辞退了5名违规教师。
泸溪教师们的敬业和奉献精神让人感动，谈起自己的工作，谈到自己的学校，谈起自己的学生，几乎个个热血沸腾，激情满怀。
80后符海鸥，把孩子留在县城让家人带，自己来到远离县城50多公里的黄泥冲小学，现在已经坚守了7年。她曾经接手的一个班，三年级42名学生，语数平均分只有30多分，有好几人只有几分。符海鸥找来低年级教材，从加减法开始讲起，天天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辅导。2016年，这个班级语文平均分达到了80多分，数学90多分，排名全县第二。
一中数学教师兼班主任张昌能，一心扑在班里40多个孩子身上，他为班上所有的孩子建立了详细的档案：兴趣爱好、学业成绩、人生目标，但自己读初中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却长期放在岳母家。
谭子好把符海鸥、张昌能这样的教师，叫作“泸溪教育筑梦人”。他认为，只有这样的“筑梦人”越来越多，泸溪振兴乡村教育的梦想才有可能成真。
泸溪的第三个做法，是加大培训力度，推进挂职轮训，“名师带徒”，结对帮扶。
泸溪有各类中小学175所，但大的学校也就31所。这些年来，这些“大校”的校长们几乎全都送到外地跟班学习过，县里每学期会选送2—6名校长、10—20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发达地区名校挂职锻炼、跟班学习。五中校长李建军，就被送到州里的“班主任骨干班”进修，到湖南最著名的师大附中跟班学习。“进步不是一点点，是一年一个台阶。”李建军说。
武溪二小副校长张世全，从北京朝阳区朝师附小跟班一个学期后，回来就在学校推行“三三微行为”，张世全说，全校338名学生，90%是留守儿童，30%多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孩子，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是他们的工作重点。“都是从北京学来的。”张世全说。
财力有限，更多的“送出去”不可能，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培养培训，来自县教体局的数字是，从2015到2018年，3年来全县完成教师培训1.2万人次。
学生为什么留得住？因为家门口就能上好学
泸溪175所学校，其中高中阶段4所，没有一所省示范性（省重点）高中，这在湖南都比较罕见。
而另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是，不仅高中，包括小学初中，除随父母打工出去的外，泸溪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到外地读书的。相反，还有许多外地孩子慕名而来，2019年的这个数字是2075人，超过全县中小学生在校生的5%。
还有一个罕见的现象是，泸溪147个村，学校数有175所，也就是说，几乎每个村都有一所学校。175所学校中，学生在100人以下的有130所，其中只有一个老师的“一人校”有54所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规模校？“一个村里没有学校，就没有文化元素。”在其他地方开始大规模撤并乡村校时，泸溪根据县里的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，没有强行撤并一所村小，只随其自然消失。
2018年，泸溪在接受国家级的义务教育均衡验收时，有评估专家感叹，泸溪每一所学校，无论城乡，硬件、师资、质量，几乎都没什么差距。
“我们想看一所最差的村小。”
“没有最差，只有最偏远的。”
这是采访中一段真实的对话，回答记者提问的是谭子好。
对话结束的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带着记者，绕道吉首，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行走了两个多小时，直奔该县最偏远的解放岩乡水卡小学。
水卡小学有51名学生，4名教师。学校依山而建，爬上两个平台之后，一栋教学楼掩映在大树之下，校园显得幽静阴凉。教学楼虽显陈旧，但干净整洁，正是上课时间，课堂里传来琅琅书声。
村小偏僻怎么管理？谭子好说，泸溪的办法一是通过津补贴和支教制度强师资，二是通过教育督导抓常规，三是制定“村小18条”促建设。“只要有学生，就要有学校；只要有学校，就要让老百姓满意。”这是泸溪教育人对自己的要求。为完成全县130所小规模校“30个一”的基本建设配置，县里前前后后投入超过700万元，真的做到了“随便哪所都好看”。
记者采访时在小章乡黄泥冲小学看到，两名年轻的“县里最抢手的公费定向师范生”陈自华、邓晓杰，主动要求从中心校下到村小，并且主动要求包班。“想做个试验。”24岁的陈自华信心满满。整齐的板书，标准的普通话，青春的笑容，两个人都“满脑子教育理想”，县里也就很支持让她们放手干。
办好每一所学校，当然不仅仅是办好村小。“如果把整个泸溪教育比喻成一辆火车，各个乡镇学校是车厢，那么城镇学校就是‘火车头’，要增强动力、引领示范，带着大家跑。”县教体局副局长向子权说，对一所学校来说，名师“火车头作用”不可少；对于一个县域来说，名校“火车头”作用不可缺。
思源实验学校这个“火车头”，就在全县起了个极好的示范作用。“是方向。”采访中，不止一个校长这么说。这所2014年9月才投入使用的九年一贯制学校，综合实践特色班有45个，采用的是在大城市都少见的“走班”形式，全校还建起了67个社团。
学校开设的特色课程除一般的朗诵、书法、绘画、科技创新、舞蹈、书法、声乐、二胡等外，居然还有辰河高腔、踏虎凿花、滚铁环、踩高跷等。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个人特长自主选择，在每周星期二、星期四下午的两节特色课“走班”。这些课程，全免费。
办好每一所学校，还有一个被人形容为“夹生层”的乡镇学校——介于村小和城区之间，在泸溪，有54.7%的学生在乡镇学校就读。
“夹生层”如何不“夹生”？泸溪的做法，除了前面写到的健强师资，还有两个：做强班子，结对帮扶。
位于兴隆场镇的泸溪县三中曾经办有高中，质量也不错，但后来高中停办后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学校开始走下坡路。兴隆场是泸溪的大镇，三中办不好，周围几万老百姓受影响。泸溪下决心改变三中面貌。
2016年4月，副县长尚远道率谭子好等人进驻三中。听课、谈话、调研，进行了整整3天。之后，三中班子被彻底改组，年轻能干有思想有活力的陈永国被选任为校长。第二年秋季开学，县里最好的初中、白沙中学副校长李永生又成了这所乡村学校的驻点副校长，直接参与学校管理。李永生将白沙中学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引进，并且组织白沙中学优秀教师送教上门。到今年6月底，共送教送研送讲座50多次，结成师徒20多对。
这边“软件”大换血，那边硬件大投入：3年里投入200多万元，改建了教学楼，添置了办学设施，双管齐下，三中面貌巨变。2017年，全州初三学业水平考试，七科总均分列全县乡村独立初中第一，高中上线率、录取率列乡村独立初中第二；2018年，县教学质量效益评价先进单位；2017年以来，先后有30多名学生转回学校，2018年就读学生达到399人。
教育人为何个个激情满怀？因为精细管理让人“精神倍增”
记者在泸溪采访多次，一个强烈的印象是：同样的一件教育工作，泸溪人总做得比别人实一些、细一些、到位一些。这么强的执行力源自哪里？
1.配好“领头羊”，疏通“肠梗阻”
泸溪“办好每一所学校”的一个重要抓手，是“抓中场”，而这个“中场”，就是学校校长和中层干部以及教育局股室长。“‘中场’强大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才能得到很好执行；‘中场’疲软，上面有政策执行不下去，下面有期盼实现不了。”
其实，这种现象泸溪也曾经有过。
正因为这样，2015年底通过竞聘上岗后，谭子好和局班子将教育的“中场建设”作为第一把火。2016年以来，全县提拔调整校长12人次，免去职务8人次；局机关24个股室长换了8个。有人预估教育系统一定会“地动山摇”；也有人猜测，谭子好可能干不长。但是，结果让“预言家们”失望了。
原因何在？
“是按章办事，力度虽大，但都有依有据。”谭子好介绍，就拿校长的调整来说，除去年龄因素外，其他的就是能力和绩效。依据就是2016年泸溪县教体局出台的《中小学校长任职年度实绩考核方案》，其中的硬杠杠是实实在在的。比如，泸溪特别强调校长的阵地意识，校长工作日离开学校，必须向县教体局办公室报告。擅自离岗1次，与优秀无缘；3次，就地免职。
硬杠杠多了，校长们的手脚还施展得开吗？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“在校长的职权范围内，你尽可以大胆去做。”思源实验学校校长杨志祥说，他现在是“三不愁”，“不愁师资，不愁资金，不愁想法得不到支持”。学校开50多门选修课要请县里的“非遗”名人来讲课，副县长尚远道亲自找到民宗文旅局，如今，民族文化和“非遗”在学校开展得红红火火。
校长有了精气神，学校很快就“雄起”。
解放岩学校就是典型。这个学校离县城最远，早前一直是当地人当校长，学校管理常常碍于人情世故，教学质量处于全县末位，生源逐年外流。2017年8月，县里把在三中抓教学很有些章法的副校长李绍辉，调到解放岩学校当校长。不到一年，学校质量就上了个台阶，在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质量监测中，连续两年位于全县第二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泸溪的“教育中场”，不仅仅是校长和股室长，还包括学校的中层，其管理权限上移，任免由教体局党组讨论决定，“上”和“下”有明确的制度规定。“能上能下”的制度实行以来，全县任免学校中层干部86人次，其中有13人次因工作效能不高、庸懒散等问题追究责任。考核优秀者便能进入青年干部培训班。要成为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并不容易，首先要有学校推荐，然后要通过局里组织的人事、基教、纪检、校安、督导等部门实行的调研考察。这个班每年一期，每期50人左右。这是提拔任用的必然程序。
“能上能下”激活了干部队伍的一池春水，整个队伍执行力大大增强。“现在，局里有什么决策，学校都能不折不扣地执行。”谭子好说。
2.“捆绑考核”让领导服务多了，让“名校”对乡村校责任多了
泸溪县教体局有一个校安股，这些年工作很有亮点，但2018年这个股的工作人员，年底没能拿到5000元绩效，因为其“捆绑”的小章小学，学校质量下降较多，分管这个股和联系这个片区的副局长向子权也因此不能评优。
“捆绑管理”是泸溪的特色。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是教育局的28个股室，对应全县的32所完小以上的学校，学校的考评打分直接与股室的年度考核挂钩。二是县城里条件较好的大校、名校，与自己“一对一”帮扶的乡村校的各项工作指标“捆绑考核”。
这样的政策让校长们更感责任重大。“如果我们学校不办好，那就会连累相关局领导和股室，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。”一位校长说。作为责任共同体的领导和股室同样“压力山大”，只能积极为捆绑学校出谋献策，排忧解难。基础教育股“捆绑”的是白沙小学、白沙中学和泸溪一中。这3所学校都是城区学校，名头响，每年招生都是必须面对的考验。每到招生季，谢永良和股室的同志主动出击，与家长面对面做政策解读，释疑解惑。“我们毕竟是职能部门工作人员，对政策的理解更加透彻，解答也更权威，家长也更加信服。”谢永良说。
“捆绑管理”也在倒逼职能部门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，提升自身的服务意识。细心的教师发现，这些年教体局制定的方案、评价体系等，里面很少再提一票否决。“一票否决少一点，民主治教就多一点。民主多一点，温情就多一点。”县教体局办公室主任莫伯芳的话有些绕，但道理很明晰。
泸溪的第二个“捆绑”是“结对帮扶”支教。把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级学校按照3类进行了科学结对设计，每所城镇优质校对口帮扶1—2所乡村薄弱校，共计125对。这些“对子”以5年为一个周期，从“管理帮扶、教师帮扶、资源帮扶、文化帮扶、学生帮扶”五大板块入手，实行“四捆绑”：工作目标捆绑、领导责任捆绑、工作职责捆绑、考核奖罚捆绑，将城区优质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“嫁接”到乡村学校，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。“比如质量评价绑定，被帮扶校的质量评价占帮扶校30%质量评价分。”基教股长谢永良补充道。
2016年以来，全县共派出138名城镇学校教师对口支援乡村薄弱学校。效果如何？
记者颠簸两个多小时来到永兴场小学，教学楼、综合楼，几乎全是新建筑。“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。”校长杨金卫说，学校曾经很破旧，当年分来一名特岗教师，行李都没打开就走了。2017年3月，县里安排白沙小学进驻帮扶，白沙小学不仅派出骨干，还让永兴场小学新进青年教师跟班深入学习，了解班级一日管理、随堂听课学习、参观班级文化布置、参与集体说评课。“是敞开大门，深度结对。”白沙小学校长周建生形容。
“我们的班级文化布置成了亮点，实际是学白沙小学。”兴隆场校长杨金卫说，他也到很多地方包括外省学习过，但人家许多做法太“高大上”了，学不到，还是这种本土化的帮扶最有效。确实，2017年，永兴场小学综合排名就从同类学校倒数第一上升了6个名次，刚参加工作两年的教师李艳梅所教的科学在2017年全县抽考中一举夺冠，实现了教学质量历史性突破。
据统计，截至2019年6月，全县125对结对帮扶学校，2300多名教师深度参与，共开展送教、送研、送培下乡活动900多次，参与活动1.8万人次以上。
3.抓常规，抓督导，强化过程管理，打造标准“生产线”
记者查阅了2018年到2019年5月份重点工作督查情况通报。通报分为股室工作、学校工作、存在问题和通报表扬四大块，内容包括教育教学、党建工作、精准脱贫、安全工作、听课评课、师德师风、结对帮扶等10余项工作，内容到校到人。
自2016年以来，这样的通报，在泸溪已经坚持了4年。督导通报发挥了极大威力，谁也不敢对这份通报掉以轻心。“我们校长都十分关心，每份必看，还要组织教师学习。”明德小学校长胡芳萍说，如果通报里有学校的问题，他们会立即组织整改，如果没有问题，他们也会对照其他学校进行反思。
这样的成效，是泸溪创新督导手段得来的。
通过督导来抓管理抓质量，也是泸溪办好每一所学校的经验之一。
泸溪的督学责任区工作与别的地方不同，不是按区域而是按学校类别设置，即学前教育、小学、中学、九年一贯制，四大块。每个责任区选聘两名专职督学，在31所完小以上的学校和大的幼儿园里，聘任31名副校级人员做督导员，这样就基本能全方位无死角开展督导。
“见人见事，督查督改，问责问效。”县教体局督导室主任张贤彪说，这是局里对督学们的工作要求，不仅“督”，更重要的是“导”，是服务。不仅督学校，还督局里的各股室。一月一预先安排、一月一督查、一月一小结、一月一通报制度，责任督学要对自己负责的每一所学校，每个月以“四不两直”（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听汇报、不用陪同接待、直奔基层、直插现场）的方式，督促抓好各项工作和教育教学常规全面落实。
今年已经60岁的符真是小学责任区的专职督学，之前，他做过14年的教学副校长，教育教学经验丰富。达岚镇潮地小学离镇里20里山路，只有9名学生两名教师，由于教师年龄比较大，积极性不高，教学质量跟不上。2018年秋季开学后，符真翻山越岭来到该校，查常规，提要求，谈建议，两名教师的工作态度大有转变。符真说，每到一个学校，如果发现一个问题，解决一个问题，那么10所学校就解决了10个问题，“学校问题越来越少，学校就越办越好”。
“对我们帮助非常大，我们都盼着他们来。”三中校长陈永国说，责任督学都非常专业，相当于每个月对学校体检一次、诊断一次，有问题了及时开出药方。
谈到泸溪的教育管理，还不得不提其大面积推开的校务公开，其主要载体就是“校务监督月例会”制度。县教体局纪检监察室主任包荣长，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个“月例会”：固定时间，每月10日之前；固定参会人员，学校班子成员、纪检监察员、教代会代表5人以上，也可根据会议需要，再明确列席参会人员；固定会议议程和要求。
“刚开始，有些校长并不欢迎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挑战管理权威不说，关键是准备事务多，麻烦，简直是多此一举。参会的教代会代表也不太适应，打不开情面，拉不下面子。但推行一段时间后，效果就显现了。”包荣长说，他例举了一个典型案例。
过去，泸溪学校的班主任津贴、代课费、加班费等支出，都是学校“各显神通”，多少有些不合政策，“能做不能说”，如有违规责任由校长和班子扛。筹资渠道和分配办法在一些学校的月例会上没有通过。怎么办？学校报到局里，局里报到县里，这下好了，县里非常重视。班主任津贴由财政包圆，代课费、加班费转化为工作量解决。校长们心里一下轻松起来，都成为了月例会的坚定支持派。
来源：中国教育报（记者 李伦娥 阳锡叶 赖斯捷 通讯员 李茂林 倪正松 李常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