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“校闹”问题必须着眼制度层面，注重顶层设计，加快推进《学校安全法》立法进程。职能部门也要对各类“校闹”事件坚持“零容忍”，依法加大打击力度。

近年来，湖南一所大学因一名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导致脑死亡，一直在医院抢救，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。每当这名学生在医院欠费之时，便是家属来学校闹事之日。学生家长更是开出了要学校一次性赔偿800万元的天价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由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引发的“校闹”事件不断升温，大有和“医闹”并行之势。“校闹”事件不分大、中、小学，家属轻则围攻学校领导和教师，重则聚众游行静坐、堵门堵路，冲击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、甚至伴有打砸行为。

“天地君亲师”，在我国的传统中，教师一直与至尊天地和人伦父母一样受到尊重，学校更是庄严神圣的地方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一些学校和教师如今却因学生人身伤害事故而被置于风口浪尖，不得不承受一些压力和非议，有的甚至被迫中断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。其实，不管在哪个国家，只要有学校和学生，就难免学生伤害事故发生。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能依法依规得到妥善处理的学生伤害事故，在我国却演变成备受社会和媒体关注的“校闹”事件？每一起“校闹”事件背后都有其复杂的成因，具体原因要具体分析。但此类事件一再发生，就有理由考问制度之弊。

考问之一：法制缺失。关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，可以直接遵循的只有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、教育部等10部门2006年颁布的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和一些地方法规。这些部门规章一方面缺乏法律强制约束力，另一方面对各类伤害事故应如何补偿缺乏具体规定。由于无法可依，一些学生家长往往“信访不信法”，信奉“大闹大解决、小闹小解决、不闹不解决”，由此衍生成了大大小小的“校闹”事件。

考问之二：政策缺陷。前文所述某大学因脑死亡已成植物人的学生，住院已近两年，花费了100多万元。但依据现有的社保政策，大学生医疗保险及大病困难补助只能报销不到10万元。这应是一些“校闹”事件当事人的无奈之举。我国的大学生社保政策从制度设计到保障水平都存在不少缺陷，比如意外突发疾病没有纳入18种特殊疾病之中，进统筹的范围和报销比例只能按照普通病例对待，财政部门对大学生大病合作医疗未出台补助政策等。此外，针对学生意外死亡的保险理赔过低也加大了事件的处置难度。

考问之三：管理缺位。在处置学生伤害事故时，由于法律、政策未对各部门的职责作出明确界定，导致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愿或不敢管，难以形成工作合力。有的地方担心酿成群体性事件影响政绩，甚至要求学校“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”，以维稳为由要学校作无原则的让步。殊不知这样是非不分、牺牲原则和稀泥的做法，只会“按住葫芦浮起瓢”，让家长看到了“校闹”的好处，只会给学生意外事故的处理留下隐患。

“校闹”事件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，如果任由发展，可能会和“医闹”一样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。当然，解决“校闹”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，解决此类问题必须着眼制度层面，注重顶层设计，加快推进《学校安全法》立法进程，加快社保政策和保险政策的统筹协调，将法治精神贯穿于预防和处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全过程，用相关政策托底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救治和赔偿；另一方面要立即行动起来，职能部门要对各类“校闹”事件坚持“零容忍”，依法加大打击力度，维护健康和谐的育人环境。

如此，才是减少“校闹”事件频频发生的治本之策。

（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年8月11日第2版新闻·评论刊发，作者：湖南省委教育工委维稳办主任刘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