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华网消息 2011年3月8日，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王玉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，就中国教育事业中存在的一些情况、民办教育发展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   全国人大代表、翔宇教育集团董事长王玉芬3月8日接受记者专访 新华社记者 张善臣 摄

   记者：作为教育界的代表，您在听了总理报告后有怎样的感受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很受鼓舞，很受感动。总理的报告客观总结成绩，冷静分析形势，关注民生热点，科学引领发展。总理在谈到教育问题时，对教育热点难题不回避，不畏难，明确目标，明确举措，坚定了民众的信心。对全体教育工作者而言，明确了责任，也鼓舞了信心。尤其总理在说到“无论哪个教育阶段，都要确保每个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”这句话，我能充分感受到总理承诺的坚定，感觉特别温暖。

    记者：教育，关系国运兴衰，关乎民众幸福，寄托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教育问题始终都是两会的民生焦点话题。今年两会您带了来什么样的教育建议案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正如总理所说，科技、教育和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根本，其重要性和难度大家都很清楚。客观上说，我国教育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但我们还得承认，教育离“人民满意”还有很远的距离，老百姓对教育还没有找到幸福的感觉。教育问题依然有很多，但发展就是要不断地解决问题。今年，我主要就尽快清理歧视民办教育的政策，建立和完善民办学校教师社会保险制度，以及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子女进城受教育问题提出了建议。

    记者：我发现，去年您的一个议案就是谈民办学校教师保险问题的，今年您又就这个问题提交了建议，为什么？这一年，民办学校教师的保险问题有改善没有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再提是因为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，但这个问题又关系着民办学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稳定，关系着民办学校的存亡，从根本上关系着我国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，所以我要继续提，今年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，明年我还会提。

    具体落实上与去年相比没有什么改善，但可以看到政府已经重视这一问题，并且开始研究解决这一问题了，这是让人欣慰的。去年7月公布的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就这一问题已经明确提出了要“建立完善民办学校教师社会保险制度”，最近，教育部也就这一问题在广泛听取意见，期望这个问题能尽快解决。

    记者：去年总理在报告中就民办教育特别提出要“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”，今年的报告只是在解决学前教育中提出了公办民办并举。是不是国家的重视程度降低了，您怎么看待这种提法的变化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去年和今年相比，我觉得国家在对民办教育的重视程度上是提高了，而不是降低了。去年公布的《规划纲要》充分肯定了民办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明确提出“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”。今年总理报告已经明确将民办教育纳入解决教育难题的重要力量了，总理说要“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，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、更加公平、更高质量的教育”，多样化教育离不开民办教育，推动教育公平需要民办教育，民办教育同样也是更高质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    记者：您投身民办教育十多年，见证了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变化。从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其实施条例，到去年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也专门对民办教育发展的专门阐述，您对民办教育发展的未来持什么样的态度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对未来很乐观，但现在很着急。可以说，我国现在民办教育的发展不是缺政策，而是缺落实。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已经将民办教育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，就是我刚才说的“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”，也对办学体制改革作了详细的阐述。但“宏观热，微观冷；高层热，基层冷；外部热，内部冷；口头热，行动冷”的现象严重影响着我国民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，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很多具体条款得不到落实，民办学校的办学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，基层民办学校的生存境况困境重重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政策能尽快落地，有效实施，这是最最黑头关键的事。

    记者：您的另一份建议案是关于流动儿童教育的，您觉得我国目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就学存在哪些困难？这些困难的原因何在？要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“有想法，没办法”，这是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所面对的现实境况。从内心来说，他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“留守儿童”，他们非常希望也一直努力着能让子女随同自己进城就读，与城市同龄孩子享受一样的教育，但他们却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所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。

    一是要面对城市高物价水平下的“家庭单独租住”的房租和家庭基本生活消费的压力，还有城市学校较高的显性和隐性的求学成本。

    二是要找到“就读”学校困难同样很大，如果要选择好一点的学校那更是难上加难。优质学校资源稀缺，有些定点学校距离很远，打工子弟学校条件太差，招收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学校总体数量严重不足。当然，他们还要面对的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，城市高中阶段教育和以后的升学制度的“无情封锁”。

    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难题，这同样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我认为，要解决这一问题，在宣传上要加大对国家两为主政策的宣传，加强对各级政府在执行这一政策上的舆论监督。

    在数量上，要严格要求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敞开校门，同时大力扶持、发展民办学校，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捐赠举办农民工子女学校。

    在经费上，要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子女公共教育经费流转制度，当农民工子女离开流出地时，其相应的教育经费可参照社保资金的方式流转，为其在流入地就读提供保障，减轻流入地政府及学校的财政负担；同时可以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，给予接受农民工子女较多的流入地政府的财政支持。

    在制度上，可逐步变“地方负责，分级管理”的义务教育机制为常住地人口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，流入地政府要把常住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范围，突破户籍限制，试点开放城市高中阶段教育和以后的升学制度，建立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长效的教育管理体制。

    记者：加大教育投入，一直是公众的期待，总理在报告中提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%，您觉得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吗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我觉得肯定能实现。4%的指标不是今年才提出来的，已经提了很多年了，一直都未能实现，所以才有对明年是否会实现的怀疑。但大家要看到的是，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世界第二的GDP，我想这应该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支撑。

    但我要说的是，4%的指标实现了，相对于中国的大教育来说，这笔经费还是不足的。要解决经费问题，我们需要“依靠财政拨款”和“吸引社会资金多元进入”，两者兼顾。一条腿走路不行。财政投入，只能实现稳定保底；社会投入，才会带来腾飞繁荣。国家经济发展，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大幅增加，很多人认为有这一条就够了。但即便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，教育经费拨付比例和数额远高于我们，公共教育经费还显捉襟见肘，不敷使用。加大财政投入保障的同时更要大力吸引社会资金多元进入，教育才有希望。

    记者：“入园难，入园贵”，是今年民生热点问题。我们看到，抓紧解决“入园难”问题”首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，充分说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。从您的角度，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，您又觉得国家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入园难，说明资源不足，分布不均；入园贵，说明市场竞争激烈，物价监管缺位。

    最近一些年来，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义务教育，加强高中教育，对于幼儿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，加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过程中，撤销了许多幼儿园，导致资源严重不足。公办幼儿园太少，即使是公办的收费也不低；民办幼儿园很多，但不是条件太差不达标，就是条件达标收费太贵。

   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，我觉得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给出了答案，“公办民办并举，增加学前教育资源”。我建议，政府应该科学规划，增加公办幼儿园的数量，对规模大的成熟的小区建置公办幼儿园。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更多合格的分布合理的幼儿园，满足社会需要。同时对公民办幼儿园加强政策监管，规范收费，严禁哄抬标准。当然，最终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，把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。这是最为理想的。

    记者：您是一名来自基础教育的代表，择校问题一直是基础教育的老大难问题，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最近再次提出，三到五年内解决择校问题。您觉得短时间内可以解决这一教育难题吗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解决择校问题，是家长，也是全社会的期待，时间越短越好。但同时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，择校既反映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，也反映出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。解决这一问题，我认为，既要保障好底线，还要满足好需求。均衡地办好公办学校，保好底线，可以减少择校；扶持发展各类民办学校，促进繁荣，可以满足择校。如果仅靠行政手段来解决择校问题，只能治标难以治本，行政区域内的择校可以被行政命令禁止，国际范围内的择校，根本无法制止。最后把有能力支付教育投入的家庭的孩子全挤到国外去，大笔资金外流，大量人才流失，让人痛心疾首。

    记者：总理在报告中提出，要“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，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、更加公平、更高质量的教育”，在您看来，现在紧要做的事是什么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解放思想、深化改革，从体制入手，从根本上推动教育的发展。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大多都归错于“投入不够”，我认为，教育最缺的不是钱，而是体制和机制。体制、机制是最大的生产力。

    必须承认作为计划经济条件下事业单位的学校，资金使用效率非常低下，本来就很有限的教育经费加上极低的使用效率，带来了“资金严重不足”和“资金严重浪费”并存的怪象。拿公办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来说，通过绩效工资，给老师增加收入，这个目标容易实现，大多也已经实现。但，通过绩效工资让老师提升教育服务品质，这个目标很难实现，也没有实现，甚至出现了“绩效工资降绩效”的新的大锅饭现象。不在体制、机制上改革完善，很多资金投入会如泥牛入海。制度的黑洞用资金是填不满的。

    中国30年持续发展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，其动力之源是“改革开放”。教育积弊较深，通过体制改革可释放的发展能量巨大。我国教育资源丰厚，教育需求旺盛，改革创新迸发出来的能量更大，带来的受益也会更多。

    记者：您希望我国教育发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？王玉芬：幸福中国需要有幸福的教育，改革、开放、发展、繁荣应该是实现幸福的教育的必然选择。让一切有利于发展教育的思想充分活跃起来，把一切有利于发展教育的资源充分释放出来，使一切有利于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，大力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，以造福社会，满足人民。这样的局面到来之时，就是教育繁荣之时，就是经济腾飞之时，就是社会和谐之时。

    记者：您投资教育，可能经济方面的收益很有限，那么您主要有哪些收获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可以说我投到教育以后，社会对我的尊重感很好。我走到街上，就能够感受到社会上对我的那份尊重，因为你对地方的教育做了贡献。而且我们真正是的好而不贵的学校，民办教育不一定说都一定要贵的，“好而不贵”是我们教育集团办学的宗旨。

    我们学校的环境非常的好，假山、喷泉、湖水、绿树、鲜花，林立的教学楼，室内体育馆……。我们的硬件投入不比任何一所最贵的学校差。我当时是1999年投的，对地方城市的发展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。我们投了以后，地方的县委县政府就说要到我们学校来学习，整个城市的品位提高了。

    学校的环境好，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陶冶。如果你自己学校如果脏乱差，怎么能够教育学生呢。我们学校孩子的行为也是很端正的。素质教育是很重要的，其实文化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们文化这块抓好了，孩子们其他方面的教育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。我们学校的孩子和别的学校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

    我非常清楚，教师力量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，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投资跟政府要的政策就是把我们教师保障好。我一直连续四年呼吁，并不是为我自己呼吁，而是为我们学校几千的老师的待遇呼吁，他们全部享受的是很公办教师待遇一模一样，如果教师的待遇没有解决好，我们也不是这样的格局。

    当然，我们学校的校长团队也非常厉害，我们总校长是非常优秀的，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，办好这个学校不是我的功劳，而是我们的团队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我们老师的问题解决。

    我从1999年要投资开始就做了大量的调研，发现教师的保障是一个大问题。解决好了，教师队伍稳定，教师有干劲，教学质量就没问题。我们和其他投资人不一样，人家是搞的教育地产，搞好了教育就从地方政府手里得到地产，我们不是，我们对地方政府的要求就是把教师保障好。

    记者：您学校教师的收入问题怎么样呢？

    王玉芬：我们集团教师的收入肯定不比公办学校低，而且还会高一点。办学校最重要的是把学校的品质、品牌办好，就像温总理说的：要办高质量的学校，办高质量的教育。我们的学校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，所有的老师都希望能在一所好的学校里工作，从而借助这个平台发挥得更好。

   人物背景介绍：王玉芬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，江苏省第十届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，江苏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，翔宇教育集团董事长。1999年由企业发展转向投资教育，现翔宇教育集团旗下学校地跨沪、苏、鄂三地，师生五万余名。“翔宇教育”是全国十大民办教育品牌。